2023年6月14日晚，比爾·蓋茨在微博更新了一條消息，他寫道：我剛降落在北京，這是我2019年以來的首次訪問。
蓋茨基金會與中國夥伴合作應對全球健康和發展挑戰已經超過15年。
我非常高興能與中國的夥伴們見面。
在減少兒童死亡和貧困方面，世界取得了巨大進展，然而全球危機卻讓這些進展受阻。
面對高昂的食物價格、沉重的債務和不斷增加的結核病、瘧疾發病率，非洲國家尤為脆弱。
這也是為什麼我接下來要訪問西非的原因。
要解決氣候變化、健康不公平和糧食安全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創新。
從研發抗瘧新藥到投資氣候適應性解決方案，中國在這些領域擁有大量經驗。
我們需要幫助全球更多人實現這樣的發展。
比爾·蓋茨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淵源，此前，他曾多次訪問中國，他把中國的成功看作是推動世界發展的機遇。
這一次，在比爾·蓋茨再度訪問中國的當口，《中國新聞周刊》對他進行了專訪，回顧他多年來在科技、商業、慈善等諸多領域的探索與貢獻。
比爾·蓋茨。
圖/受訪者提供
比爾·蓋茨身穿博士服，走上講臺。
5月的第二個周末，他在領取北亞利桑那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後，為畢業生作了演講，並給出5條人生建議。
這是這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離開微軟，轉變為一個全職『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員工後，常常出現的形象——一位倡導者。
這不意味著他從科技界退休了。
辭去微軟的全職行政職務，他似乎擁有了更寬的視角去參與更多元的領域。
與被外界視為和他年輕時代最相似的科技大佬馬斯克不同，蓋茨的目光不在太空，他曾開玩笑說：『比起去火星，地球上有些事情更緊迫』相對於仰望星空，他更樂於關注腳下，行為模式來自於他從未更改的思維方式——依據事實做決策，而不是感性。
這使他成為一個理性的樂觀主義者。
他始終對科技改變生命的潛能抱持極大的熱忱，例如認為人工智能是如同微處理器、個人電腦、互聯網和手機的發明一樣，具有根本意義的科技進展。
但在認為AI將改變人類思考問題的方式的同時，他也指出，很好的管理和應用是保證AI利大於弊的前提。
幾年前，在網飛拍攝的紀錄片中，比爾·蓋茨曾說，盡最大可能保持客觀，每次遇到挫折，他的應對方式也是『退後一步，《看清事實》讓自己更加客觀』。
也許因為高度聚焦事實以及由此分析得來的數據，使得比爾·蓋茨具有相當的前瞻性。
他在2015年就提到『人類將會面對大流行病』，在90年代還少有科技公司在中國做基礎研究時，蓋茨就主導在中國成立了微軟中國研究院，而後升級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為IT行業培養了眾多科技人才，也反過來讓微軟在日新月異的科技行業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新力。
近些年，已經將工作重心轉移至慈善行業的蓋茨頻繁造訪中國，他認為對於如何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具有獨特的專長與鮮活的經驗。
有創新不能解決的問題嗎？
蓋茨上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019年，那年是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蓋茨基金會結核病防治合作項目十周年。
自從20多年前蓋茨著手成立基金會，他最聚焦的就是全球健康，因為他認為這個領域存在著諸多最為嚴重的不平等問題，但卻是可以解決的。
有待攻克的疾病眾多，蓋茨沒選更受關注的癌症，原因很簡單，由於市場回報率高，為癌症研發藥物和治療手段的公司已經足夠多。
既然是慈善，他把目光投向沒有充分市場激勵又缺乏足夠政府資金支持的疾病，特別是那些影響窮人最甚的傳染性疾病。
當然，對於一個理性主義者，他要求這類項目有足夠高的投入產出比，這個產出不是指金錢，而是意味著同樣的資金可以拯救的生命更多。
為此，蓋茨基金會的很多贈款是用於提高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的效果測量工作。
例如，作為資助方之一，基金會支持華盛頓大學設立了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IHME》，對全球范圍內各類疾病造成的傷害、死亡、經濟負擔進行研究，提供參考數據。
2018年11月，比爾·蓋茨在北京召開的『新世代廁所博覽會』現場。
圖/受訪者提供
他較早瞄準的目標之一是腹瀉，故事的開端具有一點偶然性。
1997年的一個清晨，蓋茨和梅琳達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一篇不長的文章，題為《在第三世界國家，飲水仍然是致命的》，報道中說，很多非洲貧困國家水源被嚴重污染，導致腹瀉廣泛傳播，那裡每年有310萬孩子被腹瀉奪去生命。
那時的蓋茨初為人父，得知如此多的孩子因此而喪命，是他無法接受和想象的一件事：『在我生活的世界裡，我從沒見過誰的孩子死於腹瀉』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腹瀉隻是到藥房拿點藥便可以解決的小毛病。
1990年代，大部分慈善機構都致力於向非洲提供清潔水源。
『是的，水源當然應該幹凈』蓋茨說：『但如果孩子們在有排泄物的污水中玩耍，他們還是會得上腹瀉』由於缺乏污水處理系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6.73億人露天排便，90年代這個數字超過13億人。
他們將積累的排泄物倒進河溝或水塘中，然後從其中取水飲用。
污水處理主要在廁所和下水系統兩個環節，一些國家的政府由於財政緊張根本無力負擔為貧民窟修建完善的下水系統，如果要通過這類基礎設施建設來改善，沒有數百億美元的投入難以見效，同時這類系統還需要配套的能源與水源，當地生態都無力負擔。
如果能在源頭凈化糞便等污染物，也就等於在源頭掐滅了腹瀉等疾病的傳播可能。
由此，蓋茨帶著團隊開始了一項『新世代廁所計劃』——為低收入國家重新設計廁所系統。
為吸引優秀工程師關注這個項目，2011年蓋茨投入近700萬美元舉辦了一場『廁所創新大賽』。
參賽者需要設計一個無需電力，供水，化糞池即可長久運轉，自我凈化排泄物的廁所，並且每人每天的使用成本不超過5美分《約合0.35元人民幣》。
很快，各種用太陽能，微生物，化學能等處理糞便的腦洞大開的解決方案接踵而至。
一些方案不僅能對排泄物進行處理，還能將其轉化為有價值的資源，例如電力、生產化肥用的灰分和少量蒸餾水。
2018年，蓋茨從中挑選了20個創新廁所設計，在北京舉辦的新世代廁所博覽會上展出。
也正是在那次博覽會上，蓋茨承認，挑戰過去了7年，新型廁所的成本始終居高不下，有些新世代廁所的造價需要1萬美元，便宜的也在1千美元以上，因此蓋茨決定追加2億美元投入，進一步尋找降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2017年4月23日，尼日爾多索地區Tchara村，38歲的母親Maimouna Zakari抱著的16個月大的孩子，在疫苗接種員Issoufou Djibo的幫助下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Biopolio B1/3。
圖/受訪者提供
如今，又是五年過去了，蓋茨必須面對的現實是，距離實現最終目標依然遙遠。
這使得針對蓋茨『新世代廁所計劃』的批評聲從未停止，環境工程師傑森·凱斯就曾在《紐約時報》撰文說，蓋茨的嘗試『不切實際』，是一場『用大量花哨的概念、天價預算，由精英工程師們在遠離客戶數千英裡的地方搞的最新技術試驗』
蓋茨基金會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回復中說，未解決的問題無論對蓋茨本人還是基金會，從來不是忌諱，而是每天都在討論且尋求解決方案。
目前基金會正在全球尋找合適的商業夥伴和市場，而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具有相當的優勢。
中國正在推廣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迅速發展的高鐵等都是『新世代廁所計劃』的潛在市場機會，一旦有了市場，就會形成良性循環，成本就可能在市場激勵下大幅度降低。
蓋茨投入大量精力想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症》。
預防骨髓灰質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種疫苗，在中國，預防骨髓灰質炎疫苗早已普及，嬰兒從出生兩個月開始就會服用減毒疫苗。
蓋茨希望通過普及脊灰疫苗的接種來徹底消滅這種疾病。
在尼日利亞，為了找到疫苗的『漏網之魚』，基金會團隊利用高解析度衛星圖像和算法，繪出了當地脊髓灰質炎分佈的真實地圖，但當地的宗教領袖們認為疫苗是西方國家的陰謀，會使兒童絕育。
為了消除偏見，2010年，蓋茨自己深入尼日利亞腹地，和各地區宗教領袖坐在一起，傾聽他們的想法，回答他們的問題。
蓋茨拜訪幾小時後，當地領袖終於同意協助疫苗接種的工作。
從2008年到2010年，尼日利亞罹患脊髓灰質炎的兒童人數從798例銳減到21例。
但是同年9月，新一輪恐怖主義浪潮席卷尼日利亞，路邊的炸彈炸死了進行疫苗接種的醫務工作者，保護醫務工作者的警官中槍身亡，行動再度陷入困境。
比爾·蓋茨《1985年11月》。
圖/視覺中國
2013年，蓋茨基金會發起『終結脊髓灰質炎』行動，宣佈與機構聯合體一起投入近60億美元，在六年內根除脊髓灰質炎病毒。
2018年，世界上脊髓灰質炎全球病例人數已經降到了33例，包括尼日利亞在內的諸多國家終於得到了世衛組織的無脊灰認證，脊灰病例隻存在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這兩個國家。
然而，就在距勝利僅剩『最後一公裡』時，次年，病例的數字和范圍又增加了，隨後新冠疫情的暴發亦迫使很多地區疫苗註射和疾病監控的暫停，對根除脊灰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
『太難了』在一次采訪中，蓋茨感慨，『這項事業比想象的更有挑戰性』即便這樣，他仍然堅信創新與合作的力量。
蓋茨基金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蓋茨一直密切參與爭取更廣泛的支持，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區域和國家層面上。
2022年，蓋茨基金會在世界衛生大會上宣佈將增資12億美元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GPEI》，用於終結全球范圍內的所有類型的脊髓灰質炎。
蓋茨表示，『消滅脊灰是一個觸手可及的目標……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能夠徹底消滅脊灰，確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癱瘓』
創新狂人
蓋茨對科技創新的篤信和樂觀並非沒有道理，回顧他的壯年、青年甚至少年時期，他一直在尋求如何利用創新來解決難題。
1955年10月，蓋茨出生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一個中產家庭。
那時的美國，正處於後工業化進程中，經濟實力驟然增長，一些大型企業和單位已經開始嘗試使用最前沿的科技產品——計算機，不過那些機器不僅體型臃腫，操作也非常麻煩，要麼需要不停地扳動一行行開關，要麼需要人們把一串串簡單的指令翻譯成繁瑣又冗長的機器代碼，通過紙帶傳送給機器。
1968年，蓋茨就讀的私立學校湖濱中學做出了一個超前的決定，這個決定影響了蓋茨的一生——為了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湖濱中學斥資租用了一臺計算機，這所學校成了當時美國最先開設計算機課程的學校。
其實，湖濱中學沒有正式的計算機課程，對計算機感興趣的學生成立了一個計算機小組，他們吃力地硬啃通用電氣公司有關BASIC的基礎指南，蓋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機房。
在湖濱中學，蓋茨並不是唯一一個被計算機迷住的小夥子，還有一些人也經常往機房跑，這些人中，有一個比蓋茨高兩年級、叫保羅·艾倫的學生讓蓋茨一見如故，他們很快就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友，一起鉆研編程。
後來蓋茨回憶：『當時我變成了一個計算機迷，日夜都想著計算機相關的事』
蓋茨和艾倫編寫的程序很快就有了實用價值，湖濱中學邀請他們幫忙，為學校編寫課程安排程序。
1973年，蓋茨和艾倫曾嘗試開發一款程序，以實現用機器讀取和自動分析來取代繁瑣的人工分析交通流量數據的過程，並就此爭取過市政府交通部門的合同。
所有這些都為兩人未來的創業埋下了種子。
一個高中還沒畢業，一個剛邁進大學，他們已經成為小有名氣的電腦程序員，有的公司在遇到電腦程序問題時都會想起，『有兩個叫蓋茨和艾倫的人』等把他們叫來談合作，才驚呼，『等等，這不是兩個孩子嘛！』
1997年12月，比爾·蓋茨參觀清華大學，為大學生們演講並回答他們的提問。
圖/視覺中國
蓋茨堅信未來會是計算機的天下，甚至萌生退學專心研究計算機的想法，但在父母的要求下，他還是完成高中學業，考入了美國頂級學府哈佛大學，學習應用數學專業。
他開始翹課，整日整夜沉迷於計算機中心，每天都到天快亮才回宿舍睡覺。
但盡管如此，他仍保持著不錯的考試成績。
1974年12月的一天，艾倫興奮地沖進蓋茨的宿舍，遞給他一本《大眾電子》雜志，看到雜志的內容後，蓋茨立刻振奮了。
雜志上是一條改變世界的消息——後來被譽為PC之父的愛德華·羅伯茨研究出了第一臺迷你個人計算機Altair8800，隻是這臺計算機還缺少可以讓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不久之後，他們就給愛德華所在的MITS公司打了一通電話，說已經編寫出了程序。
對方很感興趣，卻不知電話那頭的兩個年輕人壓根還沒開始做這件事情。
幾十年後，艾倫在回憶錄裡說：『如果我們當時沒那麼年輕，或者更明白事理，我和比爾也許就放棄眼前的這個挑戰了。
但是，那時我們太年輕，血氣方剛的我們竟然堅信能夠完成這項任務』
在不眠不休的幾周後，他們當然編寫出了這個程序，這個能夠在Altair8800上運行的程序是計算機發展史上的一項創舉，而這一年也是值得紀念的，蓋茨和艾倫靠著這次軟件開發成功獲得了18萬美元創始資金。
蓋茨輟學創業，微軟誕生了。
那時，艾倫問過蓋茨一個問題：要是一切順利，你覺得我們的公司能達到多大的規模？蓋茨回答：我想會有35名程序員為我們工作吧。
微軟的成立恰逢其時，那是一個個人計算機市場迅速膨脹的年代，每個月都會出現新的機型，搭載上時代的列車，微軟成立第二年就開始與頂級客戶合作：數據技術集團、國家收音機公司、花旗銀行、通用電氣……他們收費不高，艾倫和蓋茨的策略是：將程序價格壓低，低得讓制造商不需要考慮自己開發程序，這樣就可以延緩他們進入軟件制造業的腳步。
2008年蓋茨從微軟退休時，很多微軟員工給他的評價是『勤奮』。
他們不知道，在創業初期，蓋茨的勤奮簡直可以用瘋狂來形容。
他沒日沒夜地待在辦公室裡寫程序。
於是，微軟漸漸發展成為個人計算機語言開發領域的明星。
1980年8月，微軟拿下了藍色巨人IBM的PC機開發操作系統訂單，這成為微軟公司史上的重要轉折，正是憑借這份訂單，微軟在1986年成功上市並走上了直通互聯網巨頭的道路。
借上市獲得的大量資金，蓋茨領著團隊成功開發出裡程碑式的Windows系統。
極度的勤奮以及野心給了蓋茨財富和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但與此同時，他也不得不做出取舍，犧牲了不少生活中寶貴的東西。
最好的朋友與合夥人艾倫愛好廣泛，微軟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之外，對吉他、搖滾樂、橄欖球、籃球等領域的興趣，共同構築了他的生活。
蓋茨卻狂熱地希望推動公司前進、開發更多的產品。
他本人也承認，當時的微軟對很多人來說都不是一個理想的工作地點，因為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能記住每個員工的車牌號，看一眼停車場就知道今天誰沒來上班或是早早下班了。
在網上曾流傳過一段電視節目片段，片中年輕的蓋茨在會議上對手下破口大罵：『你們什麼都不懂，你們完全不了解這個項目』
2007年，比爾·蓋茨參觀北京市朝陽區疾控中心的一個艾滋病防控工作站。
圖/受訪者提供
蓋茨的強勢和執拗損害了與朋友的關系，對於如何分成，艾倫也有異議。
1983年，艾倫辭去了在微軟的職務，2000年又正式離開微軟董事會。
『他們的關系時好時壞』一名微軟雇員曾在接受采訪時說。
事實證明，時間是修復關系的藥方。
蓋茨與艾倫的關系終於開始緩和，可是一切都太遲了。
不久，艾倫便罹患癌症並反復發作。
他們曾計劃多花時間在一起，但終究未能實現——艾倫在2018年去世了。
後來在一次電視采訪中，記者問蓋茨，對於從十幾歲起就天天湊在一塊兒寫代碼的艾倫，他是否還有什麼遺憾，蓋茨面露痛苦，在鏡頭前隻給出了長久的沉默。
不知道他之後是如何反思自己，並填補上艾倫離去後在內心撕開的巨大空洞。
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場演講，他給北亞利桑那大學畢業生的建議中，其中一條是，『適當放松並不意味著懶惰……不要像我一樣等到很晚才明白這個道理』另一條建議是，『不要低估友誼的力量』，此時他或許想到了保羅·艾倫。
蓋茨在中國
進入90年代，微軟已經穩居軟件公司頭把交椅。
1990年，微軟Windows 3.0成為一個重要裡程碑，以壓倒性的商業成功確定了Windows系統在PC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一年的銷量就達到200萬套。
掃雷和紙牌接龍等Windows經典遊戲的首次亮相，都是在Windows 3.0中。
正是借著Windows系統的成功，1995年40歲的蓋茨首次登頂《福佈斯》全球富翁榜榜首，個人財富129億美元，微軟公司當年銷售收入59億美元。
之後，他連續13年成為《福佈斯》全球富翁榜首富，連續20年成為《福佈斯》美國富翁榜首富。
與其說蓋茨是創業家，不如說是產業預言家，他有關個人計算機的遠見和洞察力一直是微軟成功的關鍵。
30歲以後，他仍然自己參與程序設計與開發，維持與科技間的溫度。
1991年，在蓋茨的領導下，微軟創立了硏究不同計算機科學主題與問題的部門——微軟研究院《MSR》，MSR的一個目標為『支持長期的計算機科學硏究而不受產品周期所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MSR無疑是成功的，從算法理論、人機交互，再到現在極為火熱的語義識別、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讓微軟號準了計算機科學未來發展的脈搏，至今仍是科技領域最不可忽視的公司之一。
而也正是蓋茨的洞見力和前瞻性，助力微軟於1998年把研究院開到了中國，他比多數美國科技大佬更早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當然獲得更多紅利。
今天中國的互聯網早已與全世界接軌，但1998年人們生活的環境和今天完全不同，VCD機、BP機剛剛普及，互聯網還是一個陌生感很強的詞匯。
契機發生在1997年。
微軟英國劍橋研究院剛剛成立，蓋茨渴望向全世界搜羅研究人才，它開始望向美國本土和英國以外的新地點。
蓋茨第一次到訪中國是1994年，為了推動即將發佈的Windows 95在中國落地，那時他到中科院參觀了中國的計算機設備，認為中國軟件工程具有極大潛力。
1997年，蓋茨訪問中國時在清華大學作了演講，這又讓他對中國的高校學子印象深刻。
『中國大學生的才華和創造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訪問對微軟決定於1998年在北京建立研究實驗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爾·蓋茨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1998年，語音識別專家李開復受比爾·蓋茨的委托，來中國幫忙創辦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為首任院長，三年以後它升級為『微軟亞洲研究院』。
在那個年代，李開復和一批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帶著數名剛畢業的本土博士，在研究院裡進行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圖形學等前沿技術研究。
那時，『京東多媒體』還是中關村的一個小櫃臺，主營刻錄機和光碟；馬化騰剛剛開辦隻有5個人的公司；李彥宏還在矽谷打工。
蓋茨的這一決定，對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如果要拉出一份研究院『畢業生』名單，這份名單上的名字幾乎可以覆蓋大半個中國互聯網行業：原百度總裁張亞勤、原金山軟件CEO張宏江、阿裡雲之父王堅、小米聯合創始人林斌……以及一大批科技獨角獸的創業者。
微軟亞洲研究院也沒有讓蓋茨失望，它給了微軟強力的技術支持，比如微軟雲Azure，比如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脫胎於這裡的技術不斷轉移到微軟的產品矩陣中，甚至在人工智能還隻是個模糊概念尚不被學術界普遍承認的歲月，亞洲研究院就已將其視作面向未來的基礎研究方向。
在微軟的日子，蓋茨到訪中國不下十次，可以說他見證並深入參與了中國互聯網科技的演變進程。
對於中國的科技人才和創新能力，蓋茨有深刻的了解。
他離開微軟公司，身份轉變為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後，仍然頻繁訪問中國。
在他眼中，如何解決中低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樣本。
蓋茨基金會的員工曾經評價他：他做任何事都不是隨便聊聊，而是有明確的目標。
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他非常清楚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正是基於務實而不是情緒化決策，蓋茨把中國的成功看作是推動世界發展的機遇。
2017年11月，中國工程院公佈新增院士名單，他當選外籍院士。
整整一年後的2018年11月，蓋茨在受到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會見時，被稱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中國的外交語境中，被稱為『老朋友』的美方人士往往是在中美建交以來40多年過程中發揮過巨大積極作用的人，在蓋茨之前，鮮有人以企業家和慈善領袖的身份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後來，蓋茨對媒體說，這對他是很大的褒獎。
在商業之外的慈善領域，蓋茨同樣看好中國的潛力。
蓋茨基金會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國首個以『公私合作夥伴關系』模式創辦的非營利性新藥研發機構——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針對結核病、瘧疾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傳染病威脅進行新藥研發，為縮小全球健康不平等差距作出長遠貢獻，蓋茨寄望於它。
他還聯合瑞·達利歐等人共同資助創建了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成為中國首個由社會力量創辦的慈善事業人才培養機構。
在中國，他有相當多『粉絲』和『傳說』。
2007年蓋茨參加博鰲論壇時，近兩萬名網友通過網絡向他提出了4000多個問題，其中問得最多的就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他在中國最知名的傳說，是2010年他和巴菲特一起舉辦的慈善晚宴上，受邀大佬隻來了一半，因為擔心被勸捐，畢竟巴菲特與蓋茨都以裸捐在慈善圈聞名。
蓋茨基金會對《中國新聞周刊》澄清說：事實並非如此，因為蓋茨基金會不是募捐型基金會，自然不存在募捐和勸捐。
蓋茨訪問中國時，經常會與高凈值人士會面交流，目的是希望就投身慈善事業進行分享和溝通。
為什麼做慈善？
1999年12月30日，在這個新世紀的前夕，微軟創下6616億美元這一市值紀錄。
45歲的蓋茨似乎開始從幾十年的沖鋒姿態中，慢慢轉過身來。
兩周後的2000年1月13日，蓋茨的大學同學、1980年加盟微軟的史蒂夫·鮑爾默被任命為CEO，蓋茨退居微軟『首席軟件架構師』，專心開發產品。
在那時，微軟正面對壟斷控訴，而更大威脅來自互聯網世界的瞬息萬變，2007年蘋果公司推出第一代iPhone，全球互聯網向移動端遷徙的浩大巨輪緩緩啟動。
2008年，在首富寶座上坐了13年之後，蓋茨被自己的牌友巴菲特『拉下馬來』。
也是在這一年，他按照2006年時公佈的計劃，開始了在蓋茨基金會的全職工作，投身慈善事業。
他當然沒有徹底『撒手』微軟，仍然擔任公司董事長和『關鍵發展項目顧問』，也會花20％的時間在微軟。
2020年後，他離開董事會，又把在公司的時間縮短到10％，但始終沒有真的離開，對於計算機的熱情，使他還關注著每一項新技術的動態。
從2016年起，蓋茨一直在與OpenAI團隊會面。
2019年，微軟向OpenAI提供了10億美元的投資，並且在之後一直資助其研究，這為二者之間的緊密合作打下基礎——5月24日，微軟Build 2023大會開幕演講上，微軟公司宣佈更廣泛使用ChatGPT的AI技術，為開發者推出超過50個新功能，ChatGPT將重塑Windows。
盡管AI技術還存在爭議，但是不能否認，在這一領域，微軟又領先了。
和蓋茨一樣，這個老牌公司並沒有老去。
除了在微軟上所花的一小部分時間以外，蓋茨的時間確實全給了慈善。
工作時，他的時間被精確計劃到分鐘。
工作以外，他的空閑基本用來閱讀，走到哪裡，都會帶著一個帆佈包，裡面裝滿書，由屬下幫他定期整理、及時補充。
他閱讀的書籍種類繁多，作為一個熱愛分享的人，他還定期在自己的社交賬號分享書單和書評。
有關投身慈善事業的原因，有人曾猜測慈善是富豪的避稅方法，以更好地保護財富。
然而，蓋茨和梅琳達自2000年基金會成立之初至今，持續捐出的身家已經超過590億美元。
蓋茨的目標是捐出全部身家——在2022年，他曾公開宣佈，『未來，我計劃把幾乎所有的財富都捐贈給基金會』，他的目標是『降至並最終脫離全球最富有人士的名單』。
根據蓋茨基金會設立時確定的相關規定，基金會並不尋求永久續存，將在蓋茨和梅琳達去世後 20 年內關閉，以確保最大力度應對當前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的最大挑戰。
上圖：2011年3月23日，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及孩子們在Jamsaut村Anganwadi中心。
中圖：莫桑比克加紮省首府賽賽市郊的友誼農場，中國和非洲的工作人員檢查中國稻米種子的質量。
下圖：2018年7月24日，在坦桑尼亞普瓦尼地區魯菲吉區的Ikwiri衛生中心，瘧疾患者在驅蟲蚊帳下休息。
該衛生中心參與了中英坦瘧疾控制試點項目。
圖/受訪者提供
蓋茨多次談及，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的極大不平等深深刺痛了他，促使他投身慈善事業。
當年，他曾分享《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給父親，並附上一條留言：『爸爸，或許我們可以為此做點什麼』一旦做了點什麼，20多年他沒再停止。
迄今，蓋茨基金會資助的項目遍佈全球超過140個國家，捐贈總額突破了700億美元，致力於減少全球的不平等現象。
基金會資助新想法，以對抗貧困、疾病以及醫療衛生資源、教育和經濟發展機會短缺等問題，並開發、鼓勵新型夥伴關系，確保匯聚資源為全球最廣泛的人群帶來最大的益處。
在慈善之外，能源是另一個蓋茨最關心的話題。
2017年被評選為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時，蓋茨的身份無關微軟，更多出於他對環保能源創新領域的推動。
2021年，蓋茨在他出版的《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中說，作為一個創新控，他花了十年時間調研氣候變化的成因和影響，研究結果是，要想阻止全球變暖避免災難性後果，核能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但是當年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和眼前的福島核泄漏都讓全世界談核色變。
核能之所以這麼危險，一個重要原因是幾十年來技術一直沒有革新。
早在2015年巴黎氣候峰會，蓋茨就聯合馬雲、紮克伯格、貝索斯等多位大佬推出『突破能源聯盟』，希望能在政府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他們自身資金幫助促進低排放技術的商業化，在有潛力的概念和切實可行的產品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一座橋梁。
而這一鴻溝被他們稱為『近乎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
蓋茨說，他對很多氣候變化討論中『創新』的缺席感到驚訝，他認為清潔能源技術的進步是一個關鍵解決辦法。
2016年，蓋茨牽頭的『突破能源風險投資基金』成立，初始資金募集超10億美元，專註於清潔能源創新項目。
不過，對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曾讓風投損失慘重。
MIT當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2006~2011 年間， 風投公司對該領域投資損失過半，這導致投資人對清潔能源敬而遠之。
『突破聯盟』和『突破基金』想通過大規模、長期的私有投資來解決這一問題，蓋茨承認這裡面的挑戰——投資清潔能源遠比投資信息技術要難。
在勵志類書籍裡，蓋茨身上有不少定語，技術天才、首富、預測者、慈善家……但在這些光環之外，他同樣有自己解不開的題目，盡管他信奉創新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有一把錘子，所以我看很多問題，都像是釘子，我就擅長這個，那就是我應對一切問題的方式』依靠這個理念，他建立了微軟，成為世界首富，又同樣用這個方式投入慈善事業，但很顯然，『花錢』的慈善並不比『掙錢』的商業容易。
在一次接受央視白巖松采訪中，蓋茨曾被問及『掙錢更難還是花錢更難』，他坦言，『花錢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如果你對自己會帶來的影響有很高的標準的話』
這個堅持用事實思考、以技術行動的『程序員』，在遇到更復雜的地緣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時，同樣會沮喪。
今年已經68歲的蓋茨，開始感覺時不我待，時間是即便首富也無法買到的有限資源，他最懼怕的事情，就是大腦停止工作。
但是專註於解決問題的理性思維方式又幫助了他，如果有事情沒弄好，他會馬上總結，這件事為什麼沒做好，解決方案有哪些，並不因問題本身而陷入情緒，這帶給他理性的樂觀。
在關於他的那部紀錄片中，蓋茨重復地念叨著：太難了，真的太難了。
主持人問他：『太難了，承擔了這麼多，放棄算了？』蓋茨沉吟了片刻，回答：『有時候，你真的不得不說，我們放棄吧。
但是有時候，你得說，我需要更加努力』
參考資料：
紀錄片《走進比爾：解碼比爾·蓋茨》《 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 》導演：戴維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
《我用微軟改變世界》 作者: [美] 保羅·艾倫 著
BBC Amol Rajan Interviews：Bill Gates
發於2023.6.19總第109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理性樂觀主義者比爾·蓋茨
記者：李靜